榆林石峁遺址發掘需100年 或為黃帝居所
長江商報消息 黃土高原上的石峁古城周圍發現十余座“衛星城”
上古神話里，居于五帝之首的黃帝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故鄉在哪里，由于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據，始終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并沒有定論。
最近，黃土高原上，黃河支流禿尾河和它的支流洞川溝交匯處山梁上一座正在發掘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超級古城——石峁古城，讓人們對揭開黃帝的歷史之謎，有了新的期盼。
石峁遺址坐落在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高家堡鎮洞川溝附近的山梁上。從航拍圖上鳥瞰這座4300年后重新現身的古城局部，其精確的幾何造型，令人贊嘆不已。
發掘工作已進行了3年，看到的僅是冰山一角。要對這座目前所見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石城進行完整發掘，國內文物專家達成的共識是：需要近100年。
有史學家推斷，地處農牧交錯帶、三重石頭城墻和玉畫雙絕英姿、為中華文明早期形成史提供了新圖標的石峁遺址，正是傳說中黃帝部族的所在。
為探訪挖掘工作的最新進展，長江商報記者走進石峁古城挖掘現場。
三重城墻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強大堡壘
51歲的高栓桃一家住在石峁村的半山坡，耕地在山上的皇城臺，走路只要10分鐘。
皇城臺是一個山頂的平壩，面積數十畝，周圍有石頭墻圍起來。附近幾公里的不遠處，還有許多的石墻。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還小，他爹在皇城臺的石頭墻里發現過玉器，換得兩三毛錢。在其它的石頭墻里，別的村民也發現過，形狀都差不多：薄片，跟刀子類似。他們并不知道這些石頭墻的來歷，以及為什么里面竟然有玉。2011年，這里突然來了很多人，開始對地下進行鉆孔、走訪。2012年，更多的人來了，住進窯洞就不走了，開始對這里開挖，還安裝了攝像頭，成立了警務室。高栓桃這才知道，腳下這片土地竟是4300年前的古城遺址。地里的瓦塊，年代最晚的居然是夏朝。
三重城墻是出于防御的需要，防止財物和人口被掠奪。要建城，工程量十分浩大，更何況是三重城墻，還是在生產力低下的4300年前。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年的調查表明，這里存在一個大型的城址。
2012年開始，考古工作者對城圈結構和城垣走向展開了細致的勘查，石峁古城的輪廓逐漸清晰：它由皇城臺、內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對獨立的石構城址組成，墻圍環繞，總面積達到430萬平方米。此后又相繼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2012）”和“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2014）”。它靜靜地在西北一隅躺了四千余年，終于又重新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石峁古城的規模，遠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浙江，300多萬平方米）、陶寺遺址（山西，270萬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發現的我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相當于6個故宮。
城墻馬面（或稱敵臺），是隔一定距離設置的突出矩形墩臺，以利防守者從側面攻擊來襲之敵。明代建成保存至今的西安古城墻，就建有馬面98座。著名古建筑學家羅哲文主編的《中國城墻》一書記載：“馬面之名稱，首見于《墨子》中……表明至少在戰國時，已被普遍用于城市防御了。我國現存最早的馬面實物，見于甘肅夏和縣北的漢代邊城八角城。”而考古人員在石峁古城址，發現了比八角城早了足足2000年的馬面“祖宗”。
已經清理的一處馬面，位于外城東門北側，凸出城墻墻體約7米。因墻體曾被盜掘而坍塌，外側墻體和文化層受到了較為嚴重的破壞。考古人員將坍塌的墻體部分徹底清除，墻體筑石部分則收集起來，以便將來重建時使用。
不止是馬面，石峁古城對于甕城、角臺、纴木等的應用，在中國城建史上都是第一次。那時候，它就有十分先進的防御系統和設施，足以應對來犯之敵。
2014年，考古學家還對石城墻的構筑方式進行了成功“解剖”，揭開了四千年前城防建筑起始階段的構筑技術與方法。“解剖”發現：石砌城墻是由石塊和草拌泥構筑而成；城墻因地勢開地槽筑基，尤其是靠向城外方向的基槽要向下深挖一米左右，需砌上一米左右深的石頭之后，再與面向城內的地面找平，向上繼續砌筑城墻。如此地基確保了城墻堅固耐用。
僅目前殘存的城墻就有3米多高。要從山下運來山頂的石塊，數量驚人，所需勞動力也驚人。
考古人員在一段石墻墻根底部的地面上，發現了成層、成片分布的彩色壁畫殘塊100多塊，部分壁畫還附著在晚期石墻的墻面上。這些壁畫以白灰面為底，以紅、黃、黑、橙等顏色繪出幾何形團。這些幾何圖形說明當初南壁與西壁上應有壁畫，雖然如今已墻面塌毀，壁畫保存不完整，但仍讓人震撼不已。
在已發掘的東門下層地面下，考古人員發現兩處集中埋置人頭骨的遺跡。這些頭骨以年輕女性居多，部分頭骨有明顯的砍痕，個別枕骨和下頜部位有灼燒的跡象。在清理墻體工作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多片玉牙璋—村民高栓桃的父親昔日找到的玉器。
主持考古發掘的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孫周勇認為，頭骨和玉牙璋均與城墻修建時的奠基或祭祀活動有關。向天獻上犧牲，墻中嵌上玉來辟邪，都是城墻堅不可摧的“心理保障”。
眾星拱月
十余座小城拱衛“都城”
石峁遺址出土的大量玉器、壁畫說明，當時已經有了明顯的社會分層，是一個高度復雜化的社會。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由此也有了全新的研究資料。
2013年，考古人員在石峁城址外城東門南北兩側的城墻區域內，勘探發現了一座與古城同時期的祭壇遺址。目前正在發掘中。
初步調查，這座祭壇分為上中下3層，自上而下分別為圓丘形土筑遺跡和一小一大的兩層方臺形石構基址。在祭壇最底部的石構基址邊長約90米，其整體高度超出現地表8米左右，規模很大。
在古代中國或古代文明發展中，祭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主導者或祭祀集團屬于“精英中的精英”，在古代社會結構和物質文明中具有精神或宗教的主導權。考古人員在其周邊已發現分布有數座用于埋葬祭祀品的“活土坑”，面積3平方米至5平方米左右，最深一座距地表約3米。考古人員采集到的祭祀遺物包括骨頭、陶片、玉器等。
不過，石峁考古隊還在等著更大的發現。因為同時期的良渚遺址也有祭壇，而且在祭壇上有貴族的大型墓葬。考古隊領隊邵晶認為：石峁和良渚的情況“有很大可能一樣”。
2014年，石峁遺址內城韓家圪旦發掘出一處山峁，與“皇城臺”隔溝相望。考古人員在這里發現了一批4000年前的房屋遺址和墓葬群，個別墓中竟然出土玉鳥、鴕鳥蛋殼等珍稀文物。邵晶認為，石峁遺址可能具有都城性的意義，鴕鳥蛋殼可能是交換得來的珍貴物品。
4300年前的房子，窯洞式居室。考古人員發現，它們一般為前后兩間的雙聯結構，門道開向山坡低處。從出土遺物判斷，這些房屋除居住外，可能還是加工玉器的手工作坊。一個灰坑里還出土了十幾片占卜用的動物肩胛骨，灼燒的痕跡明顯。200年后，這些房屋所在地卻成了一片墓地。
2008年，這里的40多座墓被盜墓賊洗劫一空，陪葬品被拿走，尸骨亂七八糟。從考古隊的發掘來看，墓地的規模比較大，墓葬數量比較多，墓葬形制非常一致，一般的墓葬都有壁龕，有殉葬者，可能是石峁城里面一處非常重要的貴族墓地。僅有的四五具保存完好的殉葬者尸骨顯示：她們都是10來歲的小女孩，雙手被不明顯的細繩反綁，側臥著面向墓主人。上肢彎曲，表現出卑躬屈膝的狀態。
邵晶認為，石峁古城內同一時期具有不同功能區的劃分；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功能區發生了變化。
這座史前古城是一個孤立存在嗎？回答是否定的。
2009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時，神木縣調查人員發現：在禿尾河下游薛家會的山峁上有三座與石峁同時期的古城，賀家川一帶也有兩座。
為了弄清石峁與這些古城遺跡之間的關系，石峁考古隊2014年專門派出人員前往調查核實，確認這些古城的確與石峁同時代。此外，石峁考古隊還發現了其它一些古城遺跡。截至長江商報發稿前，石峁考古隊提供的已落實數據是：在周圍數十平方公里范圍內，共有十多個小的古城遺址，其面積從幾萬平方米到十幾萬平方米都有。
這意味著：石峁并不是一座孤城，而是眾星捧月，是多個小“衛星城”拱衛的史前“巨無霸”。
古城主人
黃帝部族或曾在此活動
“這個遺址的價值，不一定我們今天就能全部認識。考古不是三五年就可結束，要幾十年甚至幾代人才能完成。”這是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對石峁古城的認識。
如此大規模的石城，它們代表的權貴或許不僅掌握了自己酋幫或方國內的大量財富和政治權力，而且統轄著一個相當大但結構松散的聯盟，其最高首領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能統領這個“史前最大城址”的人是誰？在歷史上有沒有記載？這激發了國內史學界的濃厚興趣。
2013年3月25日，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沈長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提出“有充分依據判斷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所居”，迅速引起了一輪大討論。
關于黃帝和炎帝部落的起源地，因年代久遠，考證十分困難。文獻多記載黃帝部落起源于陜西渭水流域，“黃帝以姬水（甘肅清水牛頭河流域）成。炎帝以姜水（陜西寶雞清姜河）成。”（《國語·晉語》）兩個部落爭奪領地，阪泉之戰后，黃帝打敗炎帝，兩部落漸漸融合成華夏族。
對先秦古國古部族持續關注的沈長云，從歷史學角度對這座古城進行詮釋，“這座古城不是別的，正是傳說中黃帝部族居住的居邑。”他認為，對于黃帝及他所代表的部族到底生活在史前哪一個具體的時期，以及哪一個具體的地域，學界未有一致的認識。如今，結合石峁古城的發掘，他相信，該城及其附近地區就是黃帝部族活動的地域；該城的存續年代就是黃帝部族及其后裔活動在歷史上的時期。
沈長云引據“《史記》、《漢書》有關黃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陜北子長一帶的記載”，指黃帝活動在石峁所在的黃土高原“史有明言”。《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查《漢書·地理志》，其上郡陽周縣下確實記有“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的字樣。陽周即今陜北子長縣。《漢書·地理志》上郡膚施縣下還記載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陜西榆林，在子長縣北，毗鄰石峁。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黃帝的冢墓，還有人們祭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曾在這一帶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此外，沈長云認為，黃帝后裔白狄族人居住在這一帶，是更直接的證據。他指黃帝與其他幾位古帝屬同時代人物，大致生活在夏代稍早的時候。“過去史書把他置于其他幾位古帝之前，實是出于后人的安排。”
眾說紛紜
探索腳步不會停止
沈的文章引起了煙臺大學人文學院青年學者陳民鎮的注意。《光明日報》2013年4月15日刊發陳的文章《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掛鉤》，與其爭鳴。
陳民鎮認為，古史傳說的可信度很脆弱，與考古遺存相聯系需要充分證據。“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實際上這也是通常人們對黃帝時代的認識。如果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有關，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此外，他認為石峁古城“屬于長城以北的文化”，其具有“石筑傳統”，很難說跟一般認識中的“華夏文化”存在直接的聯系。“目前而言，我們尚難將黃帝文化落實到某種考古學文化”。
沈長云則在同一版面發表《再說黃帝與石峁古城》，作為回應。
回應文章稱，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與古史傳說要不要掛鉤，關鍵在于掛鉤是否準確合理；學術研究的是非優劣不能用“大多數”或“少數”作為評判標準。說黃帝為“五帝”之首而遠在堯舜之前的“一般認識”未必就對。“五帝”只是史前各個氏族部落的首領，是這些部族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且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我們憑什么去證明這各個部族的首領在歷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黃帝距今5000年的“證據”是所謂戰國末年《竹書紀年》的記載，與黃帝等人本來的部族首領形象已發生很大改變，不足信。
此外，沈長云稱，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與他日后作為華夏民族的祖先而被當作華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兩回事情，二者并不矛盾。
神木縣文體局局長項世榮對沈長云教授的觀點持贊成態度。他認為：“石峁古城可能就是由古國、方國向帝國過渡階段形成的，是原始古城群落里的都城。說它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并非臆斷，說不定黃帝就生活在這一帶。”
2014年4月21日，《北京晚報》刊發獨立學者王紅旗的文章《“華表”“誹謗木”源于<山海經>樹鳥》。王紅旗在文中指石峁古城“當為黃帝部落聯盟都城昆侖所在地，或者是黃帝部落聯盟重要的城池之一”。
他稱在自己主編的《山海經鑒賞辭典》一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中曾考證《海內西經》昆侖景觀：“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昆侖虛“方八百里”指的是鄂爾多斯高原，“高萬仞”指的是黃帝族圣山桌子山。
文章說，鄂爾多斯高原曾是水草豐茂的富饒之地，東西與南北各有360公里，與古人所說的昆侖虛“方八百里”基本相符。在高原西部有突兀挺拔的唯一高山就是桌子山，海拔2149米，頂部平坦如桌面，至今仍然保留有先夏時期的巖畫。如果說鄂爾多斯高原是黃帝族的發祥地，那么桌子山就是黃帝族的圣山。
王紅旗稱，根據《穆天子傳》卷二記載：“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豐囗隆之葬，以昭后世。”周穆王在河宗氏（轄地位于黃河河套及其以上黃河河段）的陪同下祭祀昆侖丘后，又派人守護黃帝之宮，登舂（春）山并“銘跡于懸圃之上”。據此可知，當時尚有黃帝都城遺址。
考古隊隊長邵晶認為，很多問題目前還沒有答案，他們的工作就是不斷發現，找出答案。石峁古城的主人究竟是誰，現在不知道，通過不斷發掘，將來可能會知道，譬如發現了文字，那就最好辦了，這個可能性，他覺得是有的。
消失之謎
塞上之城或因氣候而廢棄
瘟疫襲來、城防失守、大火、遭到屠殺、洪水滅頂等災難，都會讓人群被迫遠走他鄉，淚別家園。
考古專家根據生活在石峁古城者留下的器物痕跡測算，他們總共在這里生活了三五百年——公元前2300年開始在這里扎根，公元前1900年前后棄之而去。
如此多的人口，耗費了這么多的心血。是什么原因讓居住在這里的人放棄家園？
前面提到的幾種情況，在古城中并沒發現相應的證據和痕跡。
石峁古城的正北方約100公里，是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部的伊金霍洛旗。這里的納林塔鄉境內，有個朱開溝。
1984—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朱開溝先后進行了4次發掘，共發掘出不同時期的房址83座、甕棺葬19座，出土可復原陶器約510件、石器270件、骨器420余件、銅器50余件，還采集到了大量可供鑒定種屬的動物骨骼。根據對出土的遺址、遺物進行綜合分析認定，其時代上限為距今4200年的龍山時代晚期，下限約相當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整個遺址前后延續了800年。因內涵豐富，特點鮮明，被學術界命名為“朱開溝文化”。
沈長云和陳民鎮，兩位年齡差異巨大的學者在爭鳴中，均認可石峁遺址表現出來的文化特征，屬于朱開溝文化。
對朱開溝文化的研究發現，這一地區在人類出現文明之初，并非如現在一派草原風光。其延續的800年里，地理環境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
考古學家從朱開溝遺址各階段文化層中獲取的孢子花粉資料分析，再依據鄂爾多斯地區全新世植被變化而復原的降水變化可知，朱開溝文化從早期到晚期的生態環境，是由森林草原—灌叢草原—典型草原發展。
“它的早期階段，基本屬于農耕文化，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這一時期。”沈長云稱，朱開溝文化的早期，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尚為森林草原景觀，降水量也較多，較適宜于農業經濟的發展，其農業生產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這個地方的氣候變得越來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環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觀轉化，當地的經濟也才變為半農半牧。
從2014年在貴族墓中出土的鴕鳥蛋殼來看，石峁古城或許那時還是一個適合鴕鳥生存的地方。這也表明，現在的氣候與那時相比，變化了太多。
從不再適合農耕，到距今3000年前后冷干氣候發展至頂峰，鄂爾多斯的年均氣溫降到零攝氏度左右，從事畜牧業的人再也無法正常生活。沈長云認為，同為朱開溝文化的石峁古城亦因為氣候從濕潤向干燥變冷的嚴峻挑戰，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轉折，不能在此發展到較為高級的國家文明階段。居住在這里的—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東徙或南遷，后來周人在渭水流域崛起并建立周王朝，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而辛苦歷時三百年才建好的石峁古城群落由此被廢棄。
人類的起源、演化，與氣候脫離不了關系。氣候周期性變化不僅影響了人類遷徙，也開啟了許多民族和地方的征服旅程。著有《氣候創造歷史》的瑞士學者許靖華研究發現：中國近2000年來，幾次大的游牧民族南侵，導致改朝換代，其時間恰好與這一時段中國歷史氣候變遷圖的短暫寒冷期相符合。那么，由此上溯至文明起源階段的中國，亦應是如此。或許正是在廢棄了一座塞上之城后，炎黃子孫在氣候溫暖、更適合生存的中原地區開始了新的旅程。
黃帝為《史記》中的五帝之首，上古時期中國神話人物。本姓公孫，因居軒轅之丘，故號軒轅，長居姬水，后改姬姓。傳說他出生幾十天就會說話，少年時思維敏捷，青年時敦厚能干，成年后聰明堅毅，在涿鹿之戰中擒殺了蚩尤，統一了中原各部落。堯、舜、禹、湯等都是他的后裔，被奉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
